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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汝棠:百姓口中的良相良医

点击数: 审核者:宣传科 发布时间:2022-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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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汝棠出身于佛山高明一个殷实的农家,自幼聪明,好学上进。九岁时,当地天花流行。旧社会旧农村,不是缺医少药,就是缺钱少银,得天花者非死即残。陈汝棠也得了天花,村中仍有几个小孩相继死亡,只有陈汝棠命大,活了下来。脸面没有留下痕迹,心头倒是刻下了目标,将来去学医,造福民众。


        或许心有所念,东洲读书期间,陈汝棠经常携带跌打酒、中药油,用听来的医术为同学义诊。有个同学肠胃不好,常闹肚子,陈汝棠帮他揉肚子、涂人中,服“人丹”,不出校门就彻底解决。义诊多了,就得了一个外号——小校医。


        正因心有所念,医学书籍成了陈汝棠的爱好,图书室成了他的第二课堂,陈汝棠从中学到了许多医学知识。加上领悟能力高,动手能力强,偶遇一个病号,升级成了“小神医”。那天,有一个同学上吐下泻,大家就说是难以治愈的“黄痧症”。陈汝棠察看后,告知其为急性肠胃炎,催促同学快去看医生,很快就好的。正如他所言,这病来得急去得快,同学两天就恢复了。此事令陈汝棠感触较深,从而树立了矢志学医、为民解疾苦的大目标。


        陈汝棠是一个有主张、能刻苦的人。在他看来,自己的前程,得靠自己努力。在他的潜意识里,学医治病救人,走医学救国之路的念头始终吸引着他。个性倔强的他不断鼓励自己,努力,再努力,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路 !


        世事多巧合。中法医科学校是一所中西医结合学校,老师告诉陈汝棠该校招生。通过一段时间的准备,陈汝棠凭借扎实的文化功底、有见地的社会观察分析能力,顺利考入中法医科学校。


        中西医对立并非今日之事,百年前就有派别之争。入学后,陈汝棠也时有迷茫,不过想既然都是科学知识,为什么要相互对立?为什么不能结合?于是,他心里滋生出一个念头:将中西医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共同应用于病理研究和临床治病。他毫不犹豫地将这一命题赋予行动。除了正常上课学习和实习外,在老师的指导下,陈汝棠利用课余时间,进行中西医结合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利用学校组织实习的机会,探索中西医在疾病的诊治中进行结合,深得实习指导医生的赞赏。


        毕业后,陈汝棠在广州挂牌开办了一家昭生医社。由于他擅长于运用中西医疗法,医术高明,既提高了治愈率,又治愈了众多疑难患者,口碑相传,如喜鹊闹枝头,顿时传遍广州医学界。有人说,陈汝棠开创了中西医结合新疗法。陈汝棠十分谦虚,回答说只不过是自己比较喜欢运用罢了。


        回望陈汝棠在家乡读书时,正遇天道之变。孙中山面对国内外形势,成立同盟会。为追随孙中山先生,当时小小少年的陈汝棠独身前往黄埔,报考黄埔陆军小学。一个男儿的奋斗史,从此拉开序幕。黄花岗起义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广州,革命党人转入地下秘密活动。时势所逼,陈汝棠暂避风头,入双溪寺“普度众生”。他谨记匹夫有责,誓死追求正道,接受组织指令,暗杀清军头目。刺杀失败后,他返回家乡,在东洲学校埋头读书,等待东山再起。


        正道在哪?这个问题一直缠绕着陈汝棠。或许学医是自己的爱好,或许受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他对医学救国救民的理念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于是报考医学专科学校,开办昭生医社,并以此为掩护,接触革命志士,开展革命活动。正如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召见他时所言:“你把昭生医社办得有声有色,成为业界的楷模,又把医社办成本党同志的联络阵地,为支持本党的事业做了许多工作,可贵可贵!我孙文多谢你了!”


        孙中山先生十分赏识陈汝棠,亲自邀请陈汝棠到上海共商国是。接到孙中山邀请,陈汝棠二话没说,将医社托付友人,将业务交给医生,将联络交给党员,只身前往上海。他对孙中山说:“您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日理万机,工作繁忙,还想到信任和使用我这个后辈,我不知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分,能够来到先生的身边听候调遣。您要汝棠干什么,尽管吩咐,只要能为先生效力,我当竭尽全能!”


        陈汝棠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日本,陈汝棠被抓后,被遣返回国;在韶关,陈汝棠被叛军抓捕,只因他是军医人才,才从枪下逃过一命。陈汝棠只为真理,慷慨陈词怒怼叛军:道不同不相为谋,除非你的军队支持孙先生。


        青年时期,陈汝棠认识几位中共革命活动家同乡。接受革命思想教育后,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将代表中国未来发展的前进方向,从此成为共产党的忠实朋友,积极支持共产党人的革命事业活动。在革命发展最低潮时,陈汝棠利用国民党特殊身份,在家乡创办了高明县立第三小学校和革命“力社”组织,使之成为高明早期共产党组织的活动据点和高明县第一个党支部诞生地,培养了大批革命人才。他带领大家日间开荒种树,夜间学习马列,半耕半读,用实际行动为祖国解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陈汝棠又通过开办护干班、救护总队和巡回医疗队等,开展抗战救亡的战地医疗救护服务。他冒着杀头之罪,花钱担保七十多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出狱。抗日战争胜利后,陈汝棠在香港负责《华商报》复刊工作,不遗余力地向香港爱国人士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他一生奋斗,努力追求,只因那颗“泛爱大众”的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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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由于一生受孙中山先生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陈汝棠并没有躺在革命的功劳簿上享受,而是勤勤恳恳做工作,搞建设。除了统战工作和民主党派工作,在行政上,陈汝棠担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兼卫生厅厅长,同时兼任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广东药学院首任院长、广东省政治学院副院长。面对繁重与复杂的工作,陈汝棠抓重点、抓关键,带全局、促全面。在此列举三例,加以说明。


        防鼠疫。接任厅长不久,雷州半岛出现鼠疫病例。陈汝棠知道,鼠疫流行速度极快,必须迅速组织力量把鼠疫扑灭在源头地区,否则必将影响当地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陈汝棠亲自出面邀请省军区人员出席协调会,组建广东军政联合临时防疫大队,赴湛江的廉江、遂溪及海康 (今称雷州)等地开展鼠疫防治工作。出发前,陈汝棠亲自动员,要求大家加强与当地政府的紧密联系,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比如封村防疫、隔离治疗、严格消毒……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雷州半岛的鼠疫得到了控制。


        防血吸虫病。血吸虫病严重危害人类和耕牛健康,广东又是血吸虫病的重灾区。1951 年,陈汝棠亲自协调,组织成立防治血吸虫工作机构,旨在通过加强领导、群众运动,努力解决防治血吸虫病这个世界难题。陈汝棠有针对性、科学性地及时成立了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他白天深入疫区搞调查,晚上召集专家做研究,发动群众采取抽干钉螺生活的塘涌水,采取人工捡拾钉螺、消毒塘涌底等办法,彻底阻隔传播源。对于感染者,他坚持强调中西医治疗,战果辉煌。陈汝棠是官员,更是专家。他深知唯有坚持,持之以恒,才能有效。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正因有他及他的继任者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广东终于消灭了这个“自古以来的不治之症”。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20 世纪 50 年代初,广东蚊子苍蝇日渐增多,尤其广州,下水道不畅、水生植物多、没有飞机喷药、杀虫药失效……千人千说。陈汝棠听后,没有表态,而是到各地走了一遍,随后在全省卫生工作会上直言,不要找托词,自欺欺人!问题的关键是,领导的认识不够,发动群众不够,全民爱国卫生运动有所放松。随后他将措施一一督促落实。正因有的放矢,问题迎刃而解。


        缅怀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展。陈汝棠故去了,但他以身树起的时代丰碑,仍深刻启迪和强烈感召着后来人。


        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做过陈汝棠保卫员的不下十人,后来有些升学,有些就业。他们中凡是家庭经济有困难的,都得到过陈汝棠不同程度的帮助。新中国成立初,陈汝棠被任命为省政府委员兼广东省第一任卫生厅厅长时,以前在广东地方武装养成所当过陈汝棠勤务兵的陈友章去找他,诉说自己失业,孩子又多,家庭生活很困难。陈汝棠听后非常同情他,但是刚进城,百废待兴,手上没有什么钱,于是把自己身上仅有的最值钱的梅花牌手表和派克牌钢笔交给陈友章,语重心长地说:“你拿去卖掉吧,也许能减少你的困难。”陈友章听后,热泪夺眶而出,说:“首长,这些我不能要。要了,良心会受到谴责的。”陈汝棠说:“不要介意,我们最困难的日子都挨过去了,现在有共产党的领导,以后生产发展了,物质财富会丰富起来,人民生活一定会好起来的。”陈友章走后,陈汝棠到商店去买了一支一块多钱的水笔给自己用。


        有一本乡土教材《高山明珠》,书中有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讲述了 1957 年陈汝棠副省长帮助患者黎苏的故事。文章作者的母亲就是当年的患者黎苏。彼时黎苏已经是 3 个孩子的妈妈,因患子宫瘤发生剧烈腹痛,在家乡合水缺医少药治不好,来广州治病家里又困难。这个时候,黎苏的丈夫找到了陈汝棠副省长,黎苏在陈汝棠副省长的亲自关怀下做了手术。陈汝棠还帮她支付了全部医药费。


        作者在文中写道:我们的母亲叫黎苏,今年 86 岁。有幸活到今天,我们要多谢陈汝棠副省长,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陈副省长不但救了我们母亲,实际上也是救了我们全家……


        1961 年 1 月 4 日,陈汝棠在从化不幸病逝。广东省政府在广州银河公墓为陈汝棠先生举行了追悼会。时任广东省副省长、广州市市长曾生致悼词时高度评价陈汝棠革命的一生,说他是一位“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是一位“全心全意为党为国为民努力奉献的彻底的革命者”。在长期的民主革命中,陈汝棠在党外发挥了对党的重要掩护作用,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特殊的可贵的贡献。曾生赞扬说,“陈汝棠先生的一生,是追求真理、坚持革命、为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革命事业而奋斗的一生”。他没有为自己的后代留下什么财产,却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可贵的财富,那就是“明辨是非、爱憎分明、坚持真理、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和洁身自爱、不受污泥所染、为人民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贵品德”。曾生同志在悼词中最后说:“你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地走完了最完美的一生,你的业绩将载入史册,万古流芳……”


米军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