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离眼科中心数公里之外的CWMH主院，三位来自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医生同时忙个不停。他们分别是脊柱外科主任昌耘冰、心内科主治医师罗淞元和内分泌科主治医师王龙。

        三位医生今年9月就来到了斐济，计划在这里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医援工作。和眼科中心高密度、短时高效的手术节奏不同，他们几乎每天辗转于殖民战争纪念医院的主院区、糖尿病中心及纳乌瓦医院等不同层级医疗机构间，像齿轮一样嵌进斐济现有的医疗体系中。

        作为全国规模最大、定位最高的公立医院，CWMH是斐济全岛三级诊疗体系的顶层单位，承担疑难重症诊治、教学培训和区域救援等多重职能。然而，走进医院内部，记者发现，这里与想象中的“国家级中心医院”似乎有着不小差距。

        昌耘冰告诉记者，医院共有四台核磁共振（MRI），数量不算少，但每天只开放半天；导管室使用的是于2014年投入使用的二手设备，辐射较高，而医院现有的铅衣老旧，却仍在坚持使用；医院仅有一名骨科医生，同时还兼任神经外科医生，无法独立解决颈椎病、腰椎管狭窄等退变性疾病……

        行走在医院走廊上，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拄着拐杖、或由家人推着轮椅的病人随处可见。这一景象在眼科也曾见过，但在综合医院里显得尤为扎眼。

        来到国家糖尿病中心之后，这份不解逐渐有了答案。王龙告诉记者，斐济糖尿病形势严峻。当地居民普遍爱吃木薯、土豆等高淀粉食物，整体碳水摄入比例偏高，对含糖饮料、含糖奶茶的依赖也非常普遍，运动意识却相对不足。

        进一步让这种“慢病”演变成“国病”的，是当地转诊体系的困境。当地公立医疗实行英联邦式三级医疗体系，按规定，非急诊患者必须从基层逐级转上来，不能直接进入三级医院。

        制度本意是保障基层首诊、合理分流，但在执行过程中，部分基层医生对慢病重视程度不够，转诊积极性有限，许多糖尿病患者直到出现严重感染、视网膜病变或糖尿病足，才被转到上级医院，往往已错过最佳干预期。

在CWMH糖尿病中心，省医专家为当地糖尿病患者看病

        “刚走进糖尿病病房时，我非常震惊。”王龙回忆，整整一病房，几乎都是因糖尿病足而不得不截肢的患者，很多人被截到膝盖甚至大腿。“这种大截肢的密度，即使在中国相对落后地区也极为少见。”

        王龙表示，近两个月，自己和当地医生接诊了大量糖尿病患者，一方面尽力帮助患者处理当前病情、科普糖尿病知识；另一方面也希望在共同问诊中，将国内更规范的诊疗理念和流程“传”给当地医护，让他们在实践中形成更系统的思路。

        “三个月时间其实很短。我们三个都希望尽可能多看一个病人、多做一个手术。最重要的，则是希望留下一些‘带不走的东西’。”罗淞元说。

        罗淞元回忆，初到斐济时，团队感受到的却是一种“无处着落的陌生”。

        早在2017年，广东便启动了驻斐济短期医疗援助项目，到2019年，广东共派出四批专家组共12人赴斐济开展驻点技术帮扶和培训工作。后受新冠疫情影响，项目一度暂停。

        罗淞元一行成了项目恢复后来斐的首批医生。团队很快发现，原本对接过的本地医生有的已离开公立系统，有的调岗，由此导致了部分“失联”。“第一周发出多封邮件都石沉大海，我们几人简直有身处荒岛的错觉。”

        他们主动来到中国援建的纳乌瓦医院，参与会诊、查房，从具体病例开始，渐渐与本地医生建立起工作联系。

纳乌瓦医院由中国援建，门口挂着一块“斐济-中国（广东）医学培训中心”的牌子

        罗淞元回忆，随着手术合作的增加，当地医生逐渐了解并信任了他们，开拓了一些共同的操作项目。例如，在他的推动下，当地成功在一名急性心梗患者身上，完成了近年来首例急诊冠脉介入手术。

        在斐济，因糖尿病导致下肢病变的患者众多。罗淞元与血管外科医生完成了斐济第一例透析管相关静脉闭塞的支架植入手术，为长期依赖透析的病人打开了新的治疗路径。从那以后，每当医院安排下肢血管介入手术，本地医生都会先问一句：“罗医生今天在不在？”希望他指导和参与。

        CWMH心内科负责人萨法卡（Safaka）告诉记者，原本斐济公立系统只有一名介入心脏科医生，罗淞元的到来，不仅仅是多了一双“操作的手”这么简单。“中国在介入手术方面有先进经验。当有比较高难度病例时，罗医生告诉我们在中国会怎么做，再结合我们现有条件给出真正可行做法，这对我们很重要。”

 透过殖民战争纪念医院主院区的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对着记者的镜头微笑点赞

来源：羊城晚报•羊城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