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羊城，有着无可比拟的温馨和希望，孕育着岁末的喜庆。在刚刚结束的2020年圣安东尼奥乳腺癌研讨会，喜讯传来，乳腺二科王坤团队多项研究成果受邀参加此次大会。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乳腺癌研讨会之一的SABCS（圣安东尼奥乳腺癌研讨会）第43届盛会于2020年12月8-12日以线上形式召开。本次会议公布了多项临床研究最新结果，彰显了乳腺癌研究的重要进展和前沿。其中来自我院乳腺二科王坤-杨梅团队的“胚系基因组中的变异在全局性层面对免疫功能以及乳腺癌发病风险的作用”研究成果精彩亮相于本次会议，该项研究由乳腺二科牵头，携手中国北京/深圳哲源科技，广东省汕头市中山大学附属医院肿瘤外科/乳腺疾病诊疗中心，香港大学生物医学院，美国乔治亚大学生物信息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清华大学医学院生物信息学重点实验室，我院放射科，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生物信息学研究室等多个研究机构共同合作完成。该研究成果是乳腺癌精准医学进展的重要体现，揭示乳腺癌发病的胚系病因，有助于中国乳腺癌患者更大程度的实现精准预防和治疗。

        乳腺癌的生存和初诊时分期呈正相关，I期乳腺癌5年生存率大于90%，IV期乳腺癌5年生存率仅有20%[1, 2]，也就是说乳腺癌如果能早期发现会让患者在更早的阶段得到治疗，争取时间，大大改善乳腺癌生存。因此，对乳腺癌病因的研究有助于早期发现乳腺癌，对乳腺癌罹患风险的评估则对一级预防尤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乳腺癌分为五种分子亚型，其中，三阴乳腺癌（TNBC）这种类型倾向于在年轻女性中发展，其初诊时间比其他乳腺癌亚型早4～13年,并且具有一定的家族遗传性；而HER2阳性这种类型的乳腺癌在35岁之前患病率较低, 这提示胚系遗传致病因素对乳腺癌的发生有重要贡献，并且对不同乳腺癌亚型（HER2阳性和HER2阴性）的发生贡献不同。但是传统的BRCA1/2致病性突变的检出率很低，不足以满足临床需求。

        以王坤、杨梅为核心的研究团队对725例人群（包括75岁以上未患乳腺癌的健康老人和各种类型的乳腺癌）进行研究，通过建立深度学习模型，在全局性层面描绘出每个个体的信号通路变化谱。结果显示HER2阳性和HER2阴性乳腺癌患者的信号通路活化程度截然不同，进一步比较健康对照人群发现：所有这些信号通路活性表现为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和健康对照更为接近，而HER2阴性乳腺癌患者和健康对照的差异显著。这提示胚系遗传对HER2阴性乳腺癌的发生贡献更大。根据这些差异显著的信号通路（包括免疫相关的信号通路）变化规律，可以评估并量化人群的HER2阴性乳腺癌发病风险。

        在胚系基因组编码的不同风险遗传背景下，乳腺癌发生的风险不同，王坤-杨梅团队研究发现不同分子分型乳腺癌患者免疫信号通路活性不同：HER2阴性乳腺癌患者免疫相关信号通路活性显著抑制，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免疫相关信号通路活性抑制不明显。这提示胚系遗传在全局性层面影响人群免疫力构成，从而使得乳腺癌发病风险存在差异。

        该研究揭示了乳腺癌发生的胚系病因，开创了乳腺癌研究的新方向，在乳腺癌的发生和预防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另一篇壁报《Identification and Validation of Stromal Immunotype Predict Survival and Benefit from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Patients of Breast Cancer》，由乳腺二科王坤和吉斐领衔，也获得广泛赞许，该研究揭示了乳腺癌微环境中的肿瘤浸润淋巴细胞与乳腺癌新辅助治疗疗效及预后显著相关，基于CD8+T cells、CD4+T cells、B cells、M1 macrophages、Treg cells构建的预测模型对新辅助pCR有较高的预测效能（AUC: 0.8128），并且优于常规TNM分期对pCR的预测。本项研究对于预测新辅助疗效具有一定的临床指导意义。

杨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