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世藩，可谓人生坎坷，命运多舛。艰难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击垮这个海边出生的男孩，却最终养成了他坚韧独立、越挫越勇的个性，养成了他脚踏实地、敢于真言的秉性。仿佛天苍之海，动则激越千里，气势磅礴；静则水波不兴，稳如磐石。八十七年风雨，他一路追求，成就斐然。

        同文私塾的琅琅读书声，给了钟世藩生存活好的向往与信念。他一边给人家做工，以此来养活自己；一边咬着牙刻苦学习，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协和以严格而闻名，四十名同班同学，八年寒窗，毕业者仅八人。钟世藩、著名专家胡传魁便是其中佼佼者。  有人总结，正因协和淘汰竞争制，培养了中国医学的大半精华。协和大师们虚怀若谷、谦逊诚恳的为人之道，不尚虚浮、严谨认真的治学精神，在钟世藩心中影响深远。

        协和毕业后，钟世藩继续耕耘杏林，前往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留学。靠着努力与勤奋，他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令人意外的是，钟世藩拒绝荣华富贵，带着一颗朴实的报国之心，毅然决然回到了贫穷而落后的祖国，悬壶济世于百姓。

        战争，动荡，危险无处不在。1937 年，在日军对南京的一场空袭中，钟世藩的家顿成一片废墟，让他差点失去儿子钟南山。

        南京沦陷前夕，钟世藩带着家人跟随南京中央医院撤离南京，迁往贵阳。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一路风餐露宿，令人忧伤。1938 年，医院西迁贵阳后，更名为贵阳中央医院。危难之中，钟世藩担任院长。祸不单行，一天晚上，钟世藩心血来潮，带着家人一起外出散步，回来时，居处已被炮弹炸平。庆幸之余，他忧心忡忡，从此一无所有，可生活还要继续。

        抗战胜利后，受李廷安博士之邀，正在国外进修的钟世藩欣然前往广州，并任广州中央医院副院长，还带来了原贵阳中央医院的部分医护人员。他施展拳脚，规划广州中央医院宏图，深耕岭南杏林。1948 年任院长。1949 年，国民党中央卫生署高官突然抵穗，一晚三次来到钟世藩家，软硬并施，命令钟世藩东迁医院，携带财物随国军一同逃往台湾。“我是中国人，我留在这里。”一席话语，传颂至今，给世人与后代以振奋。

        忆往昔，钟世藩毅然弃美回国，想的就是为国人治病，在华夏土地上干一番事业。贪恋钱财，迷恋官位，绝非他的追求；同流合污，同行一道，更非他的修为。

        档案中，一本发黄的广州中央医院财产移交清册，给出了一个绝好的佐证。在这本长达 410 页的清单中，详细记录了钟世藩向军管会移交的文书、信件、图书、药品、医疗器械，还有生活器材、建筑材料。从一分钱到一瓶药，从一本图书到一个器械，条条清晰可鉴。难怪有人说，若连人带物被席卷而去，中国的医学事业或许会倒退好多年。1950 年，钟世藩迎来了他渴望的平静生活。这年 7 月，他辞去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之职，专心致志做他的儿科医生，临床、教学、搞科研。

        临床无小事。在钟世藩的认知里，一个实验数据，一个语言表述，甚至是一个标点符号，都要确保精确。保持严谨，才能发现错误，做好研究。钟世藩曾对大家说，病历是写给病人看的，人家都看不懂，你写来干吗呢？病历是一个医生的名片，也是一个医院的名片。从一个医生所写的病历，就大致可以看出他的医学水平；看一个医院的质量，也要先看它的病历。病历能反映一位临床医生的临床思维和学识水平，这是临床医生的基本功之一。

        在日常诊疗中，钟世藩“特喜爱”两件事。

        一是查病历。要看医者的笔迹是否规范，是否整洁。不符者，免不了一顿严厉的批评。车拦头辆，堵在前，吼了第一个，后面自然知道该如何做。久而久之，书写自然规范。在医学院档案馆里珍藏着一本行医笔记本，内页用英文既规范又整洁地记录着各种疑难病例。其笔迹工整、清晰，不难看出钟世藩的行医风格——严谨细密、精益求精。

        二是查房。据说，每周二查房，是主管医生们既害怕又期待的事。害怕，是因为必须上交病历和检查报告，然后开始做汇报。倒背如流、明白了然是基本要求。

        曾有一个医生结结巴巴、言不及义，钟世藩遂拂袖而去。期待，是因为能从中学到“好东西”，捞到“真家伙”。不做常规检查，不搞临床化验，哪有数据，哪有依据，哪来的心得与体会。而常动口，勤动手，医术提升则成为必然。

        然而，堪称临床考试的查房、查病历，最终考的还是钟世藩。病因患情，千头万绪，若有不明难解的病例，钟世藩必须在每周疑难病例讨论会上给个说法。堂堂大主任，得有真本领，否则颜面何在？在一次讨论会上，他怀疑某病人得了一种罕见病，随即让人取来《尼尔逊儿科学》供大家查对核实，同时告知大家在某页可以找到。博闻强记，可见一斑。难怪有人这样评价钟世藩：在他的主持和领导下，现代儿科学在华南地区发展壮大，成为全国儿科学三大重镇之一，对华南乃至全国的儿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无论何时，儿科都是最忙的诊室之一。上班时，钟世藩的诊室里坐满了人。下班时，还有人，怎么办？有时他让家长带着孩子来家中诊病，有时他拎着药箱上门去诊病。家里的保姆，近水楼台先得月，经常带她村上的小孩来家看病。如同阿庆嫂戏中所唱，来的都是客，咱得以礼相待。无论贫富贵贱，钟世藩总是不厌其烦，一视同仁，对幼儿表现得极为亲切与和善。钟南山曾问：“爸爸，你为什么这样做呢？”钟世藩则答：“所谓医者本分，就是治病救人。”

        钟世藩不仅体恤患者，而且精准用药。能吃药的，就不打针；能打针的，就不输液；能用便宜药的，坚决不开大药方。有一次，钟世藩开出一张医学院史上最便宜的一分钱药方。患者不明，讨说法，他坚持说，够了 ! 往事并非如烟，如今仍历历在目，让人追忆。曾有学生问：“什么是医德？”钟世藩回答：“用药简单、有效、价廉、安全，就是医德。”

        据统计，近年来，在医学院老教授开的处方里，低于十元的有八万多张。不可否认，这样的看病习惯，来自于他们的先辈钟世藩老先生的教导。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医疗条件落后，小儿呼吸道传染疾病盛行，死亡率高。

        钟世藩一边接诊，一边将此作为医学研究的重点方向，希望一生有所发现、有所创造。

        他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工作，特别对病原微生物的研究有过重要贡献。翻阅档案材料与历史文献可见，钟世藩早在协和医学院时就对病原微生物学产生浓厚兴趣。

        在研究肺炎球菌时，他发现了一种特异性的抗原抗体反应。这种方法不仅缩短了鉴定肺炎球菌的时间，而且提高了实验的特异性和可靠性。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目前广泛应用于临床和实验研究的免疫单向扩散技术的先驱。

        1944 年，钟世藩获洛克菲勒奖学金，在辛辛那提医学院儿科研究院进修。如鱼得水的钟世藩，开始涉足国际刚刚起步的病毒学研究。一项“繁殖中的细菌可以保护病毒的活性”的研究论文，被美国《传染病》杂志发表，引起了世界病毒学专家的广泛重视。

        为了搞研究，钟世藩省吃俭用，买来几百只小白鼠，在家里建实验室，做乙脑病毒实验。实验室不仅为钟世藩的科研带来很大收获，首创了用胎鼠作为分离病毒的工具；同时还让他后继有人，令儿子钟南山喜欢上了医学研究。

        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山大学医学院、岭南大学医学院和光华医学院合并，钟世藩担任儿科教研室主任，建立儿科病毒实验室，研究工作才得以正常展开。即便后来身体有病、行动不便，他还将病毒实验搬到家中进行观察。

        直到去世前，钟世藩都在发光发热，都在研究病毒，殚精竭虑，只为能治好更多的患者。他常常教导学生，那些真正献身于科学的人，对待科学研究工作是不会计较时间、条件和报酬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兢兢业业、医者仁心的老人，在一段特殊的岁月中，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只因曾留学美国，任国民政府医院的院长，一日之间，钟世藩成了“走资派”、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成了被人唾骂的专政对象，被指派到儿科去洗奶瓶。

        离开岗位，不能接诊，不能科研，不能教学，对于一生学习、一生读书、一生热爱这项事业之人而言，无疑是既痛心而又无奈的。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1966 年 7 月，钟世藩的爱人廖月琴不堪受辱，含恨而去。对医学界而言，廖月琴是协和医科大学高才生，广州中央医院附设高级护士学校校长，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广东省肿瘤医院创始人之一；对钟世藩个人而言，她是志同道合的良友，是情趣相投的伴侣，是生命中的另一半。从此，那栋小楼再也没有响起他喜爱的《梁祝》。小小卧室内，整整齐齐摆放着爱人的骨灰盒，年年岁岁相伴十二载，直到主人驾鹤西去。

        仇视、羞辱、绝望，唯有经历，才会终身难忘。儿子钟南山，彼时远在北京，下放做校刊编辑、当锅炉工人……老人，从此沉默寡言。

        1972 年，钟世藩患上了严重的眼疾，身体虚弱，每况愈下。钟世藩想，余生还能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知识分子的家国担当，在他胸怀里不时奔腾着。他思前想后，制定了一个自己能实现的目标，那就是把临床经验写出来、传下去。他对钟南山说：“中国广大基层医院很难用到先进仪器，儿科门诊还停留在很原始的症状、体征问诊上。所以，我想写个册子，把这辈子积攒的经验留下来，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

        逆境，方显英雄本色。和平年代，有着英雄本色之人，在平日生活中仍处处彰显英雄气概。从此，广州市图书馆便来了一位早到晚走的白发老人。由于眼球辐辏功能严重失调，视力显著减退。他写写停停，停停写写，不时用放大镜查阅。两眼复视，看东西重影，他就用手捂着一只眼写，看累了再换另一只眼。有时，实在看不清，就请工作人员帮助辨认，将脸贴在桌面上书写。

        开弓没有回头箭，卒子过河只向前。钟世藩在给一个学生的信中写道：“关于我的写作，约写了三分之二，自己总感觉吃力。眼力越来越差，进度越来越慢……”钟南山见父亲如此，非常心疼父亲，对他说：“爸，你不要写了吧！”

        钟世藩生气地说：“不写了干什么？等死吗？”过了一会儿，他平复下来，对钟南山说：“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能留点什么东西，那他才算没有白活。”

        耗时四年，40 万字，我国第一本《儿科疾病鉴别诊断》于 1979 年问世。虽为经验之谈，却是一本真正可用于临床的宝书。书一面世，马上售罄，连版六次，可见受捧的热度。不妨摘录书中一段内容，供大家感悟：“当天气寒冷时，医生的手和听筒头都应该先温暖后才检查，以免刺激小儿抗拒检查。”如此温馨的语句，细致的提示，在书中随处可见。这本书让大家看到的，不仅仅是医者的技能，还有医者的仁心。

        1987 年 7 月，钟世藩因患肺源性心脏病逝世。去世的那一天，钟世藩把一双儿女叫到身边，三人紧紧拥抱在一起。生死对医者而言，早已跨越，成为符号。此刻相拥，山河顿静。是内疚，带给了妻子、儿女们太多的磨难；是离别，父爱从此远去；是期盼，来生再相聚，咱们继续做父子父女。人生终有别，一场人生大戏即将落幕，钟世藩却平静地告知儿女：“千万不要开追悼会，不要浪费别人的时间。”

        听此语，无不唏嘘！

米军喜